婚宴最后两道菜，依次是酒酿圆子与清汤鱼圆。

前者是由糯米粉搓出的小圆子与酒酿同煮，是软糯沁润的甜品；后者是鱼泥调制成圆，讲究个“吃鱼不见鱼，鱼鲜满汤碗”。

按南通本地习俗，这两道寓意美...

我坐在江边老槐树底下，手边搁着半截没抽完的烟，烟灰簌簌落在褪了漆的木凳上。天刚擦亮，江面浮着薄雾，像一层青灰纱幔，裹着水腥气往人鼻子里钻。远处趸船铁链哗啦一响，惊起几只白鹭，扑棱棱掠过水面，翅膀划开雾，也划开我脑子里那点混沌。

手机在裤兜里震第三回时，我才掏出来。屏幕亮着，是林晚发来的消息：“阿沉，你爸昨夜又去老码头了。”

我没回。把烟按灭在鞋底，碾了两下，起身拍掉裤子上的灰。风从江面推过来，带着湿冷，袖口被掀起来，露出腕骨上那道旧疤——三年前捞陈默尸体时被水下钢筋刮的，愈合后歪歪扭扭，像条死蚯蚓趴在那里。

我往老码头走。水泥台阶缝里钻出野草，踩上去软塌塌的，根须还带潮气。江水涨了，淹到第三级台阶，浑黄水面上浮着塑料瓶、烂渔网，还有半截断掉的红灯笼绳。灯笼早没了，只剩绳子打了个死结，在水里一荡一荡，像有人吊在那儿晃。

我爸蹲在最底下一级台阶上，背对着我，肩膀佝偻得厉害，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外套敞着，露出里面灰黑相间的秋衣。他手里攥着一叠纸钱，没点火，就那么捏着，指节泛白。风一吹，纸钱边角翻飞，像要挣脱似的。

我停在他身后半米远，没说话。

他也没回头，只是喉咙里滚出一点声音，哑得像砂纸磨铁：“第七年。”

我嗯了一声。

“第七年，他该回家了。”他顿了顿，把纸钱慢慢撕开，一张张往水里撒，“可水底下……没人接。”

纸钱飘在水上，打旋儿，沉，又浮，再沉。有几张贴着水面滑出去老远，像一群不肯靠岸的纸船。

我蹲下去，从他手里接过剩下半叠。指尖碰到他手背，冰凉，皮松垮垮地裹着骨头。我低头点了火，火苗蹿起来，映得他眼角皱纹更深了，一道一道，全是水纹。

火光里，我看见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铜戒——不是结婚戒指，是我妈留下的。她走前把这戒子套进他手指，说“你戴牢了，别让阿沉将来找不到你”。可后来他把它摘下来，锁进樟木箱底，再没碰过。直到去年冬天，陈默的骨灰盒送回来那天，他又翻出来，自己戴上。

火熄了，灰落进水里，瞬间洇开，散成墨色雾气。

我起身，从包里掏出保温桶，拧开盖，递过去：“热粥。”

他接过去，没喝，就捧着，掌心慢慢被烫得泛红。“你昨天……又写了两万字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抬头看我一眼，目光短促，像怕烫着似的又垂下去：“写完了吗？”

“没。还差一点。”我把保温桶盖子盖回去，“但主线齐了。”

他喉结动了动，没接话，只是把空桶接过去，放在身侧，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什么。过了会儿，才说：“你妈临走前，总念叨你写书的事。她说，别写太苦，写不动就歇。可你……没歇。”

我没应声，只盯着江面。雾散了些，露出对岸老砖房的轮廓，窗框斑驳，爬满青苔。那里曾是陈默家。他家楼下那棵银杏，去年秋天被雷劈了半边，现在只剩焦黑枯枝，戳在灰天底下，像根断指。

手机又震。

这次是李砚。我划开，他发来一张图：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，边角卷曲，中间是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，站在老码头石阶上，背后挂一盏煤油灯，灯罩蒙尘，却照得他眉眼清亮。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丙午年冬，与沉哥摄于归流渡。”

我盯着那行字，指尖停在屏幕上。

丙午年——1966年。那年我爸二十二岁，刚当上捞尸队副队长。而照片里那个“沉哥”，不是我。是我爷爷。我从未见过他，只听老辈人提过：沉叔，一手捞尸术，不靠网，不靠钩，全凭手感辨尸位，十年未失手。六六年冬，他在归流渡下游三里处，捞起七具浮尸，其中六个是跳江的知青，最后一个，是个裹着红襁褓的婴儿——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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