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大。

校长办公室内。

许连山全程低着头，脸上冷汗止不住的往下流，目光盯着地板，脑子里面已经在疯狂的想理由，如何将这个问题给搪塞过去。

他可不想因为这种事情，年纪轻轻的就退居二线...

李默文刚在食堂打完饭，端着搪瓷缸子往回走，青灰色工装裤的裤脚沾了点泥星子，是方才穿过西操场时被雨后湿滑的泥地溅上的。他左手托着缸子底，右手捏着双筷子，正低头琢磨刚才丁教授那番话里埋的伏笔——北大法学院孙教授对他“很感兴趣”，这话听着寻常，可孙教授上午答辩时脸色铁青得像吞了生柿子，眼神里压着火苗，绝非单纯欣赏；而丁教授说“成老进休了，管不了学校的事”，语气轻飘，却把“进休”二字咬得格外重，仿佛不是退隐，而是被架在火上烤着退下来的。

他抬眼扫过行政楼西侧那排灰砖平房，窗玻璃映着冬阳，冷白刺眼。那儿是校办信访组的临时办公室，门虚掩着一条缝，门框边钉着块掉漆木牌：“群众来信来访登记处”。

他脚步没停，拐进了法学系教学楼后巷。巷子窄，两侧梧桐枝杈交错，枯枝间悬着几串干瘪的槐荚，在风里轻轻磕碰，发出细碎声响。他刚摸出兜里那本翻得卷了边的《反杜林论》，指尖还没碰到书脊，身后就传来一声低唤：“李默文同学。”

他转身，看见葛主任站在巷口，深蓝中山装领口扣得严实，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，封口没粘牢，露出半截雪白信纸边。葛主任四下扫了一眼，巷子里空无一人，只有风卷起两片枯叶打着旋儿贴地滑过。

“王校长让我找你。”葛主任声音压得极低，像怕惊飞檐角残存的麻雀，“下午三点，校办二楼小会议室，单独谈话。”

李默文没接话，只是盯着那信封。信封背面没写收件人，只用钢笔潦草画了个圆圈，圈里填了个“7”字——不是日期，不是编号，是种标记，像旧时邮局盖的戳，又像某种暗号。

“葛主任，”他开口，嗓音平静，“是举报信？”

葛主任眼皮一跳，没否认，只把信封往前递了递：“王校长的意思，走个程序。你只需如实回答几个问题，不录音，不记笔录，谈话内容不出这栋楼。”

李默文没伸手接。他想起钱明军中午在食堂门口那道一闪而过的身影——棉帽压得极低，围巾遮到鼻梁，可那人右耳垂上那颗褐色小痣，他昨天在阶梯教室后排见过三次。钱明军总坐在第三排靠窗位置，每次李默文上台讲稿，那人的目光都像淬了冰的针，扎在他手背的青筋上。

“信里写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葛主任喉结滚动了一下：“说你……伪造知青返城档案，冒充七七年返城知青身份入学；还说你写的刑法论文，核心案例全抄自某省高院内部卷宗，那些卷宗编号，连省院自己都没公开过。”

李默文忽然笑了。不是冷笑，也不是讥笑，是种近乎疲惫的、松动的弧度。他慢慢解下左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，表带磨得发亮，表盘玻璃裂了道细纹，是去年冬天在延边插队时摔的。他把表放在巷子边一块青石墩上，表针正指向十一点五十三分。

“葛主任，您知道延边自治州档案馆的老库房在哪吗？”他问。

葛主任一怔：“……东山脚下，那排红砖平房？”

“对。”李默文点头，“七七年十月二十三号，我返城前最后一天，去那儿调过一份《1969-1976年延边地区刑事判例汇编》。当时管库房的是位姓金的朝鲜族老师傅，左腿跛，爱抽旱烟。他记得我，因为我帮他修好了锁坏的樟木柜子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掠过葛主任微蹙的眉，“那本汇编，油印本，封面用蓝墨水手写着‘内部参考，严禁外传’，编号JY-77-082。我抄了其中十七个案例，包括‘安图县张树根盗伐林木案’——那案子后来被最高院列为典型，判词里‘社会危害性与行为手段恶性程度呈非线性相关’这句话，就是从我论文第三章引申出来的。”

葛主任没说话，手指无意识捻着信封边缘。

“您若不信，可以现在打电话给延边档案馆。金师傅还在职，每月十五号雷打不动去馆里整理旧档。”李默文声音很轻，却像钉子楔进冻土，“至于返城档案……”他掏出裤兜里一张泛黄的硬纸片，上面盖着三枚红章：延边州革委会知青办、安图县革委会、长白山公社革委会，“这是原件。公章的印泥颜色不一样，因为盖章时间差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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